清理书札，发现两封二十多年前的“感谢信”。写信的是两位青年教师，一位姓周，一位性邹。
一九七九年，我“平反”后被安排到衡山县一所偏僻的乡村中学任教。次年，从外校调来一位姓周的年轻教师。他黝黑的皮肤，敦实的身材，额头上间或显现出岁月留给他的皱纹。我虽然比他大了将近一个“年轮”，但从外貌看他似乎并不比我显得“年轻”。我们教同一个班。我教语文，兼班主任；他教数学。教室东头有两间房，我住外间，他住里间。他性格内向，不苟言谈，好象背负着沉重的荷载，整天郁郁寡欢。由于我们是“同事”加“邻居”的关系，自然经常接触。一天，我走进他的房间，跟他闲聊，问他是不是有什么“心事”。他坦言出两块“心病”：一块是当了多年的民办教师，至今没有转正；另一块是“女朋友”（现代语，那时含蓄地称“女方”）近年来对他有些冷淡。
其时，我还是“老大难”的“大龄青年”。也许是关心，也许是好奇，便问：“女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原是一位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回城后现在一家县属工厂当工人。”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那时我跟她母亲在同一所乡村小学教书，她下放在这所学校附近的农村。她经常到她母亲那里来玩，我们就认识了。彼此印象都不错，相好了。”（他没有勇气说“相爱”）“她的父母在哪里？”
“母亲在县城一所小学教书，父亲是县X中校长。”
我思忖一番，劝他“丢掉幻想”：“这门亲事恐怕很难成功。女方现在是国家的正式工人，在县城；而你是一个民办教师，在乡下；人的生活环境发生了变化思想感情也会变的，这是‘唯物论’的‘反映论’。算了吧，‘天涯何处无芳草’。至于转正的事，有三条路。第一条路，每年县里安排了极少的转正名额，你上面没有关系，轮不上你。第二条路，‘顶职’，你的父母都是农民，没‘职’可‘顶’。第三条路，每年允许部分民办教师参加师范院校的招生考试，考上了毕业后自然成了公办教师。你只有第三条路可走，别无选择。”
“不，我们已经相好了许多年，他父母对我很不错，都赞成我们继续好下去。她母亲今年退休，儿女都有了正式工作，答应让我‘顶职’。”
“那好呀！目前正在办理教职工退休顶职手续，你赶快去找哇。”
我把工作安排好，向校领导请了假，吃过饭便催促他一同乘车去县城。他当“向导”，我们“轻车熟路”来到了县X中。女方和她的父亲不在家，家里只有她的母亲。周老师喊了一声“吴老师”后便只顾埋头喝茶，再也不吭声了。我只好“开门见山”：
“吴老师，您的儿女都有了正式工作，您退休可千万别把这个指标浪费了，让周老师顶职，对周老师好，对您全家也好。”
“可以呀，不过这事你们得去找一下教育局。”
我们起身告辞。在校园里，我们又碰上了女方的父亲。周老师喊了一声“X校长”后又不吭声了，我只好再“开门见山”一次。X校长与吴老师的答复只字不差，好象他们事先已经商量过似的。
我们满怀希望高高兴兴地来到了教育局，找到人事股具体经办退休顶职事项的同志，说明来意。他说：
“吴老师的职已经让她的‘女婿’顶了。”
我们不相信。他从柜子里端出一撂顶职表，翻出有吴老师亲笔签字的那一张递给我们看。
顶职的也是一位乡村中学民办教师，上面赫然贴着他英俊的半身照片。我们哑口无言！哑口无言！后来听说这位民办教师通过顶职转正后不久又不同意正式当吴老师的“女婿”了。真是“人间喜剧”。也许这样的“喜剧”并不罕见。难怪教育局人事股长要我找一个条件好的女民办教师，先结婚，结婚后她负责帮我办理好转正手续。她叮嘱我千万别先转正后结婚，担心我上当受骗。我没有吱声，只是抿着嘴笑。
我们悻悻而忿忿地离开了教育局。两人默不作声，只顾埋头走路。沉默，死一样的沉默。这沉默，是苦，是痛，是泪。我仿佛觉得自己受到了莫大的欺骗，“义愤填膺”。此时，周老师的心，是在滴血，还是在流泪，我不清楚。他内心有多苦痛，我只能“意味”，无法“言传”。我们就这样默默地走了二十多分钟。快到汽车站时，我实在憋不住了，开口说：“再不要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了，还是靠自己去奋斗吧。报考师范院校！”“数学不成问题，只是我的语文基础太差，怕考不上。”
“复习呀，我可以帮你。”
我们回到学校，天已经黑了。
我按照字、词、句、篇的顺序与结构，找来复习资料叫他复习，并要他做些练习。间或出一些作文题，教他审题、选材、谋篇，他写完后交给我批改。打那以后，他星期六很少回离学校只有几公里的家，星期天呆在学校复习。深夜一、二点，他房间的窗户时常亮着灯。报考时，学区领导因数学教师紧缺不同意他报名。我又同他跑到县教育局，找到一位副局长。我跟这位副局长曾有过短暂的共事。开始“家门”局长（也姓“肖”）劝他服从安排，以后有机会再考。他突然青筋暴跳，居然冒出一句“这个社会简直不给我一条活路”的话来。真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当时思想还比较禁锢，我生怕肖局长“上纲上线”，连忙解释说“这是他一时感情冲动说的一句气话”。肖局长“原谅”了他，并同意他报考。
不久，我被教师进修学院录取，离开了那个乡村。在进修学院，我收到了周老师的来信，告诉我他已经走进一所师范学校的校门，字里行间表达了对我的感激之情。我打心眼里祝福他由“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的梦终于可以实现。从我离开那个乡村到现在已经有二十六年多了，我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进修后回到县里，我被安排在县城一所中学任教。一九八五年上学期一天的晚饭后，我来到李老师的房间，发现他的办公桌上铺展着一封信。信是毛笔写的，竖式，字迹苍劲有力。在“自来水笔”流行的时代，这样的信实不多见，引起了我的好奇。在征得李老师的同意后，我阅读了全信。语言功底不错，只是内容太消沉。写信人曾多次想“自杀”，只因老家还有一位七十多岁的祖母而不忍下手。他要李老师去南岳寺庙帮助联系，打算“出家”，“陪伴木鱼，了却一生”。我问李老师写信人是怎么一回事。他告诉我邹老师是他的大学同学，毕业前夕为同学打“抱不平”跟人打了一架，受到学校的处分，毕业后被分配到偏远的矿山子弟学校任教，现又患上了肝炎，心境十分苦痛。我冒昧地给他写了一封信，要李老师寄给他。
我以因一篇“恶毒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文章被打成“反革命”身陷囹圄的亲身经历与感受，启发他在逆境中要看到光明与希望。在信的结尾引用普希金《假如生活欺骗了你》的诗作为我们共勉。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忧郁，也不要愤慨！
不顺心的时候暂且容忍，
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就会到来。
我们的心永远向前憧憬，
尽管生活在阴沉的现在；
一切都是暂时的，转瞬即逝，
而那逝去的将变为可爱。
我不知道这封信能否对他有所帮助，反正“泥牛入海”无消息。一九八六年底，我离开了衡山，来到了衡阳市，进入我陌生的金融行业。
一九八七年元月，我收到了李老师的来信，信中夹有邹老师给我的信和一幅用宣纸写的“一片冰心在玉壶”的字画。邹老师称我是他“生活的导师”（实在让我脸红），在他“最痛苦”和“最困惑”的时候给他指点了“迷津”。他已经从“痛苦和困惑的深渊中走了出来”，并决心“好好地生活下去”。李老师在信中说邹老师不仅“振作起来”，还“干出了一番不小的成绩”。我默默地为他而欣慰。既然邹老师已经消除了“自杀”和“出家”的念头，我再写信也就成了“多余的话”。
现在工作轻松了许多，我写这篇文字的目的是想请阔别二十多年的周老师和与我从未见过面的邹老师到衡阳来做客，我们痛痛快快地聊一聊。如果两位老师读到了这篇文字,请跟给我联系。